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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公職人員騙取錢財占為己有如何定性

    來源:甘肅紀檢監察網       發布時間:2022-09-02?       打印文章       字體:[        ]

    【典型案例】

    案例一:2021年2月至12月,民警童某辦理A、B涉嫌共同生產、銷售假藥案時,在追繳贓款過程中,以收繳非法獲利(查實獲利12萬元)、銷售金額或變更罪名等理由多次要求A 、B家屬代為退贓,并稱多退多賠可從輕處罰;二人家屬陸續交與童某個人共38萬元,童某在執法辦案系統外開具套版扣押清單讓家屬簽字。所得款項被童某用于個人信用卡還款、日常消費。

    案例二:2021年5月至8月,民警辛某調查C涉嫌詐騙案但未查實,偶然發現C的銀行卡賬戶余額30萬余元,謊稱賬戶資金過多來路不明,可能系違法所得,需先行扣押,待查證后再退還,并制作一張虛假的接受物品清單;C信以為真,在清單上簽字并向辛某個人銀行賬戶轉賬30萬元;后C多次催問,辛某以事情尚未查清等為由搪塞。辛某將所得錢款用于個人消費。

    【分歧意見】

    第一種意見認為,童某、辛某利用處理相關工作事項或案件時經手、管理涉案財物的職務便利,編造理由騙取所交公款,侵犯了公共財產所有權和公職人員職務廉潔性,均構成騙取型貪污。

    第二種意見認為,童某、辛某利用工作便利,虛構事實、隱瞞真相,讓對方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物,且財物均未交進公賬不受單位管控,不屬于公款,均構成詐騙。

    第三種意見認為,童某借案件退贓之機編造理由讓犯罪嫌疑人多退贓款給其個人,得款后應交公不交公,構成侵吞型貪污。辛某的騙取行為與職務無關,所得錢款更與單位無關,其騙取他人私財,應構成詐騙。

    【評析意見】

   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。公職人員騙取錢財占為己有,可能觸犯貪污或者詐騙犯罪,如何定性存有爭議。結合案例,分析如下:

    一、考察犯罪過程有無利用職務便利

    詐騙與騙取型貪污兩者基本構造一致,主觀上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,客觀上均可采取欺騙方法,使具有處分權的受騙人產生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。特殊之處在于詐騙主體、客體、方式、對象等差異,其中,最本質的差異是詐騙過程中有無利用職務便利,貪污罪客觀要求行為人必須利用職務上主管、管理、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,詐騙罪無此要求。

    案例一中,童某作為刑事案件承辦人員,追贓挽損乃辦案職責所在,具體如何追贓,童某具有一定的決定權和處置權。正是基于這種職責,其才有條件在處理財物過程中實施欺騙,如果不利用這個便利,其侵吞目的不可能實現。至于讓家屬多退贓款有無超出職責范圍,筆者認為并未超出,案件本要退贓,撇開本案,有時為彌補受害人損失多退贓款的情況也有,并不以非法獲利為限,特別是共同犯罪案件;童某的行為前后具有延續性,均為一個非法占有故意支配下的客觀行為,應視為一個履職整體,不應人為割裂。案例二中,違法行為查而不實,違法所得無從談起;辛某以完全虛構的“違法所得”進行虛假“扣押”,純系與職務無關的個人行為。

    二、判斷是否構成詐騙,重點考察交款人是否陷入認識錯誤

    案例一中,存在真實案件,童某確系承辦民警,案件本身需要退贓,這些前提條件沒有虛構。此類案件的行為人在案發后對非法獲利和退賠受害人有一定認知,至于如何退贓、退多少贓、該不該退,行為人一般不大了解也不會質疑。童某要求A、B退贓正當合理,雖然部分理由帶有欺騙成分,但并不足以讓他們陷于錯誤認識,促使他們愿意交付財物的主要因素是基于真實的案件基礎,退贓是他們本應履行的法定義務。因此,童某不滿足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該當性條件,不構成詐騙罪。而案例二中,案件基礎不存在,辛某能夠得逞,主要利用C對公安干警的信賴。

    三、考察犯罪對象是否為公共財產

    案例一中,童某利用承辦案件的職務便利,代表公安機關強制要求當事人退贓所取得的財產,形式上符合國家公共財產取得的法定方式,當事人認為也有理由相信是國家收取的,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最終亦由單位承擔,這些公共財產不要求童某對財物的控制以合法為前提,不以是否交到單位公賬為依據。需要指出的是,并不是任何公共財物都可以成為貪污對象,利用職務便利與公共財產之間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相加關系,而具有內在關聯性,只有當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占有了公共財物(而非私有財產),或基于職務對公共財物享有支配權、決定權,或對具體支配財物的人員處于領導、指示、支配地位,方可認定為貪污。顯然,案例二中,辛某的騙取行為既未利用職務之便,所騙款項亦非公共財產,當以詐騙論處。(段海龍 作者單位: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紀委監委)


    原文鏈接:http://www.gsjw.gov.cn/contents/49180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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